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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裕禄次女:没本事增光 也不能抹黑

发布时间: 2018-02-19 11:37:38 来源: 21CN
摘要: 近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调研期间,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做焦裕禄式的人民公仆,“心中装着全体人民、唯独没有他自己”。2009年4月,习近平曾到兰考参观焦裕禄事迹展,并种下一棵泡桐树,缅怀这位“县委书记的榜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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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裕禄次女:没本事增光 也不能抹黑

  在次女焦守云的印象中,父亲焦裕禄的心中只有群众,他宁可自己累死,也不愿让百姓饿死。

  近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调研期间,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做焦裕禄式的人民公仆,“心中装着全体人民、唯独没有他自己”。2009年4月,习近平曾到兰考参观焦裕禄事迹展,并种下一棵泡桐树,缅怀这位“县委书记的榜样”。

  焦裕禄共育有6个孩子,3子3女,老六、小儿子焦保钢于2013年因脑出血不幸去世。视察兰考期间,习近平在接见焦裕禄的几位子女时,特别赞扬了焦家“家风好”。

  受父亲影响,焦氏6姊妹为人处事低调,严于律己,从不敢“搞特殊化”。焦守云向时代周报记者坦言,做焦裕禄的子女“真的不容易”。

  “没本事增光,也不能抹黑”

  2018-02-19的天安门城楼上,13岁的焦守云受到毛泽东接见时,光脚蹬着布鞋,衣服上还打着补丁。2018-02-19,郑州西郊的寓所外,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的焦守云,穿着牛仔裤,脚上是一双时髦的运动鞋。

  焦守云1953年出生,在焦家6个儿女中排行老三,在3个姐妹中排行第二。在焦守云的微信群中,她被朋友亲切地称为“二姐”。

  1964年焦裕禄去世的时候,焦守云年仅11岁,两年后登上天安门。15岁时,焦守云经中央军委特批参军,进入广州军区。1973年,20岁的焦守云当上了中共“十大”代表,成为全国年龄最小的代表。

  1970年代末,焦守云从部队转业,进入郑州科技局下属单位工作,工资不高。此后的岁月里,她陆续受到几乎每一任国家领导人接见,2008年还当上了北京奥运火炬手。

  焦守云热情、健谈,在焦家六姊妹中,被誉为“外交官”。“我承认我非常幸运。我认为我这一辈子挺值的,焦家所有的荣誉都集中在我身上。”焦守云对时代周报记者说。

  做焦裕禄的子女要承受很多压力。“因为老父亲是政治人物,并不是属于社会名流,所以哪些事不得体了,别人会说你看焦裕禄女儿怎么怎么样。在过去,甚至你什么发型、什么衣服别人都要评价。和几个朋友出去玩,有人说,这是焦裕禄女儿,我立马不知道怎么说怎么笑了,老想哪儿是不是不得体。”焦守云笑言,“前一段郑州不让养狗,社区到我们家敲门,问我办(养)狗证没有,我说我是个‘良民’,你们一说办(养)狗证,我第一批就把(养)狗证办了。”

  “大家都这么爱护他的形象,不能在我们手上毁了啊!我们兄妹6个,这50年如果有一个犯错误的,都不好说啊!”焦守云感叹,“我们几个都堂堂正正的,这说明我们的家教、家风,不能说多优秀,起码还是可以的。我们没本事增光,我们也不能抹黑。其实这样挺好的,这样清清白白地做人,让别人说不出什么来。起码我们的所作所为对父亲没有影响。有的说你们做生意吧,这个那个,打着父亲的旗号,那不行。家里没有发财的。”

  她说自己出去爱讲一句话,“在这个社会里头一定要耐得住寂寞、贫穷”。“现在的人很直白,你要不好了他说你没本事、有资源都不用。你看我是不是爱说实话?所以现在各级领导看见我们,(我们)还是比较好交待吧?现在这个网络多厉害啊,什么都捂不住。”

  谁也不能搞特殊

  儿子余音10岁时,焦守云成了单身母亲,日子一度过得很艰难。“后来倾家荡产培养儿子上学,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,现在在中国歌剧舞剧院。”她说,儿子成才,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安慰。

  2008年退休后,焦守云住进了郑州市西郊一间普通的公寓楼里,一直生活至今。其间参与了焦裕禄主题的电视剧、音乐剧、纪录片的拍摄、制作工作,“为传承老父亲的精神做点事儿”。

  再看焦裕禄其他子女的情况,确实也“特殊”不到哪儿去。

  焦守云的大姐焦守凤,1999年从开封市总工会退休。丈夫是“文革”前的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,退休后多年一直拿着一千多元的工资。“现在拿两千多元就很高兴了。”焦守云说。

  焦守凤家现在住的还是解放前的房子,也没有钱买新房。她大儿子有病去世了,小儿子身体不太好,大儿媳现在打短工补贴家用。

  焦守云的大哥焦国庆从沈阳军区转业到开封地税局工作,2004年退休,身体不好,一直在家休养。

  弟弟焦跃进从生产队长开始干起,现在是开封市政协主席。焦跃进曾主政开封杞县8年,其间到北京高调卖过大蒜。他有两个女儿,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的公司打工。

  “按说他(焦跃进)有能力给她们安排工作,但因为顾忌父亲(焦裕禄)的影响没有使用特权。”焦守云坦言,“真的不要以为我们很容易,我们很不容易。”

  焦守云的妹妹焦守军一直在成都军区,过着军营里的那种“一二一”的生活。

  焦保钢是焦家老六,在河南省公安厅督察处和经济侦查处工作过,2013年不幸去世。“他长期身体不好,脑出血昏迷8个月之后还是走了。”焦守云回忆。

  “我们的子女找工作好像都没沾到焦裕禄的光,我们也不可能提着钱找人家办事儿去,自己都觉得掉价、丢人。再说,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。真有那么多钱,可能也送不出去。”焦守云说,“说实话,我们要找领导能找着,但咱家里没这个习惯。这确实有个家教、家风的问题。我妈妈在世的时候,就管我们管得特别严。她说你们要是谁惹了事儿,没人说是我徐俊雅的孩子,都说是焦裕禄的孩子。”

  别人经常问焦守云,“焦裕禄精神”是什么?焦守云的回答是:做人讲感情,做事讲担当。“如果他不讲感情,他不会做那样的事;如果他不讲担当,他完全可以不来兰考。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,他不会把命放进去。这就是一种担当。”

  “我给习总书记表示,我们会把父亲留下来的家教家风都传承下去。”焦守云回忆受到习近平接见时的情景,“习近平(听后)特别重复了一句:‘家风好’。”

  时代需要“焦裕禄精神”

  今年恰逢焦裕禄逝世50周年,“为什么50年了还能一呼百应?我觉得这就是人心。”焦守云说。

  回顾历史,焦守云总结“焦裕禄精神”传播的四个高潮:“第一个是1966年,人们含着泪来学习,当时就一张报纸,就那一篇长篇通讯,加上一个小册子,不像现在有电脑、有电视。(当时)哭着读,哭着听,哭着说,那是真学、真投入。”

  第二次则是1991年《焦裕禄》电影播放时。“那时又换了一代人了,从1966—1991年,让老一代人回忆他,年轻一代了解他。那部电影一开始就把人心抓住了,人看了就会感动,就会流泪。” 焦守云说。

  焦守云回忆,当时的大环境开始改变,改革开放使部分人向“钱””看齐,当时甚至有人说“一个焦裕禄比不上一个万元户”,精神上的东西开始贬值。但正因为精神稀缺,所以才珍贵。曾经有个体户自己掏钱买电影票去看《焦裕禄》。

  第三次是2009年,当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兰考视察后,河南省委提出“三个一”:学一篇长篇通讯、看一场电影、党员干部去一次兰考。当时最多的一天,2万多人到兰考参观。

  “第四次就是最近习总书记的再次视察。这一次习总书记特别重视,我相信一定会有比较好的效果,我觉得他的决心特别大。”焦守云认为。

  “我们这个年龄往上的,他们都信(焦裕禄事迹),他们跟我说起来都流眼泪,一点不夸张。因为这个人物在他们心中感情太深了。老父亲(逝世)已经50年了,他在人们心中站得特别稳。在当今社会,人们真的是在呼唤他,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,穿越时空、历久弥新。”焦守云说。

  近期,焦守云的儿子余音参演的音乐剧《焦裕禄》上演。焦守云称,她最欣赏的就是最后的大合唱,“那真的是气势磅礴、排山倒海,让人听了热血沸腾。”大合唱的曲名叫《归来》。

  次女焦守云忆父亲焦裕禄:宁可自己累死,不叫别人饿死

  1964年焦裕禄去世时,二女儿、时年仅11岁的焦守云就开始接受记者们的采访,至今一直都是焦家的“新闻发言人”。

  50年后,“焦裕禄精神”再次引发舆论热议,焦守云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说,父亲在子女们心中的形象,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和精神的符号。

  年轻时有文艺范儿

  时代周报:人们心中对焦裕禄的印象,就是一个地道的老农民。这应该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吧?

  焦守云:在人们心中,他确实有些艰苦朴素过了头了。我父亲1米78的个儿,很英俊,特别是年轻的时候,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帅哥,也是个有文艺范儿的年轻人。当时比较时尚的东西,写文章、打球,他都参与,吹拉弹唱,唱歌跳舞都会。

  他在南下工作队的文工团时,在歌剧《血泪仇》里面演男一号。他的二胡是在小学的时候学的。我母亲和他走到一起,是在农村工作队。有时候联系群众,他就拉二胡,我妈妈刚开始是站得远远地听,后来近一点听,最后我爸拉、她唱,就这样走到一起了。当时好几个女孩都喜欢我爸,但都没我妈那么大胆,所以也算倒追吧。(笑)

  时代周报:到了兰考以后呢?

  焦守云:就是到了兰考以后,家里面的孩子越来越多了,老人也越来越老了。兰考也比较穷,所以他才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。但是,再艰苦也不像电影里的那样,屁股上补两个大补丁。他的袖子上、领口上会有补丁,但绝不可能穿又脏又破的大棉袄到处是补丁。后来我妈说,“我没有让你爸爸那样过,他毕竟是县委书记,有时候要到省里甚至是北京去开会,不能那个样子。”

  老父亲照片很少,他在兰考就那4张照片。最有名的照片就是他站在泡桐树底下那张。为什么披着衣服?因为他正在干活呢。有人说,焦书记,你不是喜欢泡桐吗?站在泡桐树下照一张像吧,于是就照了。看那张照片的动作,就能看出他不是一个很憨很粗的人。

  照片上他还穿着土色的毛背心。我因为当时小,没有注意这些细节。后来专门问我妈妈,(才知道)那个毛背心在当时是很时髦的,一般的人穿不上毛背心呢!农村人想都别想,一是不会织,二是穿不起。他艰苦朴素但毕竟不是农民,还是要把他和农民那个形象区别开来。

  时代周报:您母亲当年做什么工作?

  焦守云:父亲跟着南下工作队来到河南,被分到尉氏县(开封下属县,记者注)。我母亲是尉氏的,后来两人在一起工作,认识后在一起。

  好多人都以为我母亲是家庭妇女,其实我母亲还在兰考当过副县长呢!她基础文化水平比我爸高得多,我父亲去世时,她在县计划经济委员会工作,后来当了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、副县长、人大副主任。她真的为兰考做了很大贡献,她当副县长的时候让她管经济,其实就是带着人去要项目、要东西,当时她还要工作,还要带孩子。我母亲很坚强,有个性。

  肝癌期间自创疼痛转移疗法

  时代周报:您对父亲有哪些记忆?

  焦守云:我记得非常清楚,一是觉得父亲天天很忙,二是天天盼着他回来,能在家里呆一会儿。因为他晚上是不住家里的,住在办公室,他的办公室外面一间,里面一间。他全靠晚上办公,白天下去跑一天。他有一个习惯叫“过电影”,就是晚上把白天做的事都过一遍,分门别类都记在本子上,所以他作报告是不用稿子的,他记在哪儿都很清楚。

  父亲还有个很有意思的习惯,他爱吸烟。那时候是两毛五一盒,我们都喜欢去给他买烟,他如果没零钱的话,我们就能落5分钱,这5分钱对我们来说就是大钱,我们可以一起买糖、买冰糕。他吸烟用塑料烟嘴,作报告的时候,手里翻着本,嘴里说着话,烟嘴从这边到那边都自己跑的,(这个动作)每个演员都想学,但都学不来。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叫《父亲的烟嘴》,他病重很疼的时候,就顺手拿着烟嘴顶着肝,肝上长的肿瘤他自己都能摸到。(讲到此处,眼眶湿润)

  最后,他知道自己的病没希望了,他说兰考很穷,就不打止疼针了,他说止疼针能止疼但不能治病,能省一针就省一针吧。他说我自己创造了一个疼痛转移疗法,就是点着烟烧皮肤,外边疼了,里面就会缓解一点。

  时代周报:父亲在您心中是怎样的一种形象?

  焦守云:你们如果了解我父亲,就会感觉他是个魅力很大的人。他说兰考当时饿死过干部(连饿带病,记者注),干部都饿死了,老百姓怎么办?他作为一方官员来讲,他能让这里继续饿死人么?他必须争分夺秒地与时间赛跑。他病重的时候是春天,有很多工作要布置,他真是觉得一天也离不开这里。

  我认为他最伟大的是死了以后还埋在兰考的沙丘上,他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感情?作为一个山东人,作为一个比较有传统思想的人,他完全可以要求回老家(安葬)。他在兰考就一年多,就有这么深的感情。

  我父亲病比较重的时候,有一次下乡,路过那儿(即现在兰考县的焦裕禄纪念园,记者注),顺口说了一句将来我要死了埋在这儿还挺好的。当大家都不太知道他的病的时候,他已经很清楚了。他来兰考时就不是个健康的人,当时就是个肝炎病号,就是在肝炎基础上成为肝癌。如果不来兰考,留在大连或者洛阳矿山机械厂,可能不会这样。(在兰考)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,再加上很重的劳累。

  有本书《焦裕禄在兰考的470天》讲,他几乎每一天都在农村。他的一个同事,也是我们县的一个副县长,说焦裕禄在兰考的这些日子是跑步度过的,光下去考察的路线算起来都有5000多里路。我曾经给电影电视剧(编剧)说,你们没有必要加工,你们加工得再好,都没我老父亲做得好。

  不准妻子向组织上伸手

  时代周报:父亲的突然离世成了您家庭最大的不幸。

  焦守云:在我印象里,我知道父亲有病,但谁也没有和死亡联系在一起。经常不在家也是正常的,最多的是下乡啊、开会啊。他到外地去住院检查,我们都不知道。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,当时我正在唱山东戏,正唱着玩呢,旁边有位家里的叔叔说守云别唱了,你妈妈回来了。就这时候,我听到妈妈在使劲儿哭,哭得声音特别大,她(当时)把我父亲的后事料理完了,觉得特别凄惨。

 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大姐就一把把我抓过来,把我头上扎的红头绳给弄掉了,想给我找块白布带上,也没找到,最后给我弄了个绿毛线给扎起来了。我妈妈一把把我抱在怀里,哭着说守云你爸爸没了,你以后得好好学习。

  这时候我才好像明白过来,爸爸不在了。从此以后每天都是看到母亲的眼泪和艰难的生活,还有无休无止的报告会,身上别的数也数不清的毛主席像章。她几乎每天都要给去兰考的红卫兵作报告,作一场报告就回来哭得稀里哗啦的。那篇长篇通讯(新华社通讯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焦裕禄》,记者注)确实像炸雷一样,在全国炸响了。在这以前,《河南日报》、《人民日报》都登过,但没引起太大的反响。不久,就是“文革”大串联。完了之后,是迁坟。老父亲去世后先是埋在了郑州市烈士陵园,后来我们省第一次动用专列,把父亲灵柩运回兰考。老父亲影响越来越大,但生活还得继续,父亲去世那年,母亲才33岁,还有6个孩子。

  父亲临终前给母亲约法三章:不准跟组织上要钱、要东西;不准给组织上添麻烦;不准跟组织上要救济。我们全家都遵循不管做什么事,不能给父亲带来不好的影响。当时大家都没钱,什么东西都要票,母亲过得难,我们也都跟着过得难,吃穿用都非常简单。当时姥姥跟着我们,我们兄妹几个加上母亲,一个月就百十块钱。

  时代周报:当时怎么解决温饱这个重大问题呢?

  焦守云:当时父亲(在世时)说不能再饿死人了,宁可自己累死,也不能叫别人饿死。他就去为百姓买代食品。有人就告他的状,他(辩解)说百姓们是小要饭的,自己是大要饭的,他去为百姓要吃的。他这时候是要担风险的,或者受处分,或者摘帽子。但是碰到的领导特别好,能理解他的心情,首先保命是最重要的,让人能吃上饭是最重要的。后来他又推出一系列政策,劳动力只要不出去要饭,在家里除“三害”(蟑螂、老鼠、苍蝇,记者注),肯定叫你吃饱,老弱病残者不挡你们,你们可以出去要饭。

  老父亲当时在百姓家吃饭,吃过要来的百家饭。窝头、红薯干,吃不完了就晒干保存,家里来亲戚的时候才吃。老父亲当时吃了照交饭钱。所以为什么兰考人民到最后觉得那么对不起焦书记,焦书记都累死了,也没有吃上一口像样的东西。

责任编辑: 彭钥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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